铁路的办公室有一种特定的气场。

午后偏斜的阳光透过擦拭得几乎透明的玻璃窗，被厚重的墨绿色绒布窗帘边缘规整地切割，只留下几束沉静而收敛的光柱，斜斜地打在深褐色、纹理清晰的实木地板上，光柱里细小的尘埃缓慢浮沉。

文件柜是厚重的铁灰色，每一份档案、每一册卷宗都码放得如同等待检阅的士兵，棱角分明，不容一丝错乱。

宽大的办公桌上，除了那部红色的内部电话、一个搪瓷茶缸、一个笔筒，再无多余物件，整洁得透着一股冷硬的秩序感。

空气里是淡淡的油墨、陈旧纸张和上好木材混合的气息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脉搏的跳动。

铁路坐在桌后，肩章上的星星在斜光里偶尔闪过一点冷芒。

他背脊挺直，右手食指的指关节，正一下、一下，匀速而有力地叩击着光滑的桌面，发出“笃、笃”的轻响。

这声音不大，却像某种倒计时，或者审讯前的鼓点，敲得人心头发紧。

他的眉峰紧紧拧着，在眉心刻出一道深刻的竖纹，目光没有焦点地落在桌面某处，直到门被敲响，袁朗推门而入。

“进来，坐。”铁路开口，声音不高，甚至没什么起伏，却像一块浸透了冰水的铁，沉甸甸地砸在安静的空间里。

他没有抬头，叩击桌面的手指停了下来。

袁朗反手轻轻带上门，没有发出多余的声响。

他走到桌前约一米半的位置，标准的立正站姿，脚跟并拢，指尖轻贴裤缝线，肩背线条流畅而挺拔，如同一柄收入鞘中但依旧能感受到锋锐的军刀。

他的目光平视，落在铁路肩膀上方一点的位置，声线平稳，听不出任何预设立场：“大队长，您找我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