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像一下子就跌回了前世的老 A 营地，那间永远亮着灯的战术室里。

他第一次独立带队执行边境潜伏任务回来，带着一身的硝烟和疲惫，袁朗把他单独叫到了战术室。

没有表扬，也没有批评，只是拉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，让他把任务全程的地形图、作战路线、处置细节，一笔一笔画出来。

那天晚上，袁朗陪着他，一帧一帧地复盘任务里的每一个决策，每一个动作，告诉他哪里可以做得更稳妥，哪里可以换个思路减少风险，哪里的临场处置做得漂亮。

烟蒂在烟灰缸里积了满满一缸，窗外的天从漆黑泛了鱼肚白，袁朗的声音带着熬夜的沙哑，却依旧耐心，把他没看透的战场逻辑，掰开揉碎了讲给他听。

从那时候起，这样的复盘就成了常态。

他从跟在袁朗身后的队员，到能独当一面的中队长，袁朗始终站在他身后，替他兜底，教他成长。

他怎么会不懂，那些深夜的复盘，那些看似严苛的挑错，那些藏在玩笑里的关心，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
他无数次在任务结束后，对上袁朗看向他的眼神，那里面有欣赏，有骄傲，有藏得很深的、他不敢深究的情绪，也有他回避不掉的失落与难过。

每次看到那样的眼神，他心里也跟着发紧，也挺难受的，真的，只是有一点点难受。

他记得自己当年为了逃避，申请了一次长达两年的边境卧底任务，申请批下来的那天，

袁朗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，最后只跟他说了一句 “注意安全，活着回来”。

等他完成任务归队，黑了瘦了，一身的伤，在基地大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袁朗。

袁朗站在那，叼着烟，看着他，眼神里的后怕和失而复得，浓得快溢出来，却只笑着骂了句

“你小子命硬”。

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申请过长期的、危险的外派任务。

再后来，大队安排他去军校进修，脱产学习一年。

他刚走了三个月，就听说袁朗在任务里受了伤，子弹擦着脾脏过去，住了院。